發表文章

明恥特教 推輪椅走出限制的框

【記者劉玉琴/生命力報導】 明恥國小是一所特別的小學,全校二十三個班級中,有六班特教班。透過融合教育,明恥國小的學生都習慣校園中有一群同學總是坐在輪倚上,並且需要坐特別校車上下學。甚至,融合教育讓普通班的孩子願意做得更多,儼然成為特教班學生的小天使,讓明恥國小成為尊重與接納的環境。 「佳玲妳看有好多魚喔!」、「佳玲要不要餵魚?很好玩喔!」特教組長洪素玲正牽著佳玲的手,幫助佳玲把手上的魚飼料拋向魚池(見圖)。佳玲是一位腦性麻痺症學童,目前就讀於花蓮縣明恥國小特教班,現在她正跟著班上同學,一起來到鬱金香花園戶外教學。

「志願勞動法」須知 一起當志工

【記者陳若涵/生命力報導】 五月二十日是台灣的志工日,在總統陳水扁帶頭的推動之下,就是希望能動員更多有愛心的人參加。陳水扁曾到過宜蘭縣羅東聖母醫院、台北縣八里樂山療養院、及今年的愛智發展中心等地作過志工。不過如果一般民眾要加入志工,「必須有把志工當成工作,絕對要長期參與不能玩票性質。」台北縣社會局社會發展課石玉麗說。 台灣近年志願服務體制越來越健全,在二ΟΟ一年制定「志願服務法」之後,要當正式志工還需要通過訓練考驗,是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,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。石玉麗說,一般民眾參加志工要完成相關的教育訓練,經過考核才能成為真正的志工,所以現在正式的志工能夠越來越專業。

耐心對待自閉症 職場上的好員工

【記者華舜嘉 /生命力 報導】 「我的小孩現 在在加油站裡幫人家擦車,而且他可說是心算天才,記憶力很強,老闆都說他做得非常好!」擁有輕度自閉症孩子的許媽媽驕傲地說道。給予自閉症患者耐心與溝通,他們很可能是老闆心目中最好的員工。 許媽媽的孩子小龍(化名)目前已經二十四歲,換了幾份工作後,現在終於有了個穩定的職業。許媽媽欣慰地說:「之前幾份工作都做得不久,因為多數老闆不了解自閉症,只把他當成一般孩子看待,不懂得用簡單而適合他們的語言跟他們溝通,再加上他們想法比較單純,無法理解某些限制的意義,所以經常發生不愉快的事情。」許媽媽舉例說,小龍之前在電腦公司上班時上網,與老闆大吵一架,因為小龍不懂為何在家可以上網,在公司裡卻不能上網呢?

教學「零拒絕」 普教特教一起學

【記者薛明峻/生命力報導】 為了使特殊教育學生有受教的機會,目前政府規定學校必須「零拒絕」。身心障礙學生若要報考各級學校,各校不能因學生的身心障礙而拒絕學生入學,如此才能讓他們擁有平等的受教權利。 許媽媽的小孩小龍(化名)是自閉症兒童,許媽媽表示,小龍從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到高職的求學歷程都在普通班級裡面上課。在幼稚園時,小龍已經會說話了,但是通常是「仿說」的情況,往往重複別人說的話和廣告中的台詞,並不會形成對話。

「天使心」 遲緩兒家長的曙光

【記者劉怡君/生命力報導】 「走過傷心,走過淚水,讓每顆心再次飛起來。用你的心,伸出你手,讓每個靈魂再次飛起來…」天使心創辦人林照程和蕭雅雯夫婦,以帶動唱的方式,讓天使心聚會的開場熱絡了起來。場內的氣氛,讓人實在很難想像,這是一群有著遲緩兒家長的聚會。天使心創於二○○二年的九月,「創始人其實是我兩個女兒,自從她們出現,我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!」林照程開玩笑地說。 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的林照程和蕭雅雯夫婦,在婚後五年內分別生下兩名重度和極重度的發展遲緩兒,讓他們從原本優渥的生活,跌至負債累累的谷底。「當初是想跟一位音樂老師借錢,才不得已跟她去教會。」蕭雅雯笑著說,這樣的因緣際會,讓他們接觸了教會。從聖經的啟發,加上與其他遲緩兒家庭接觸的心得,他們發現,家長的態度如果是陷於絕望的,或是認為家有遲緩兒是一種恥辱,整個家庭的氣氛就會直接受影響。

光仁特教 為啟智孩童點亮方向

【記者周興詩/生命力報導】 台北縣天主教私立光仁中學所設置的啟智班,可謂為特殊教育的成功案例。啟智班負責老師張佩瑾說:「其實這些孩子很可愛,很直接,他們往往發展較慢,但並不會妨礙學習。」 啟智班負責老師葉淑媚表示,啟智班的創立是為了解決國中階段心智障礙者的教育難題,以落實教育平等權的理想,並給予心智障礙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國中適齡學生,接受特殊教育的機會。希望能在國中的教育體制下,增進認知、情意、技能等能力,使其有限的潛能,達到完全的發揮,期能強化其所學,增進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,以及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與未來競爭力。

走出傷痛 慰安婦李淳勇敢發聲

【記者吳珮碩/生命力報導】 二次大戰期間,日本在亞洲各地設置「慰安所」,集中管理從來自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中國、菲律賓、印尼及荷蘭的女性,提供日本士兵性服務。這些所謂的慰安婦,有些是被強迫,有些是被騙去,受盡苦難卻也無可奈何。五十多年後的今天,有些慰安婦阿嬷終於願意站出來,勇於為自己發聲。 慰安婦阿嬷李淳,五十多年前就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,被抽籤到馬尼拉當慰安婦。當時李淳二十一歲,離了婚,帶著一個兒子。她說:「當年是以洗碗、做料理的名義被抽去的,到了之後才發現,根本不是這樣!」李淳回憶說,當年被抽到的女生都是坐船去,到了之後被分配到像套房一樣的房間,才知道自己要做「慰安」的工作。李淳說:「痛苦、難過又能怎麼辦呢?我們逃也逃不了,只能過一天算一天。」剛到日本的時候,也有碰到好的日本人。李淳說:「也有人覺得我們很可憐,要來做這種工作。」但是同時也有很惡劣的日本士兵。她說:「他們都對我們拳打腳踢,十分粗暴。」因為跟外界完全斷絕聯繫,再多的苦也只能默默承受。